《觉醒年代》首轮播出在央视一套完满收官，口碑爆棚，网评分高达9.1分以上。上周末，该剧相继在北京卫视、安徽卫视开启了二轮播出。这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剧在不同年龄层观众中都大受欢迎，其“好看”之处就在于认认真真塑造“人”，在宏大叙事之下的人性细微处落笔，在人性的真实中再现历史的真实。
父子情感线造全剧泪点
影视艺术的核心是对人的塑造，《觉醒年代》中的历史人物群像生动、丰满，而这“好看”之中“最好看”的人物，当属于和伟饰演的陈独秀。很多观众看过之后感叹，剧中的仲甫先生颠覆了历史教科书中陈独秀的印象。
《觉醒年代》中的陈独秀并不是顶着精神导师的光环出场，人物是以蓬头垢面、几乎流浪汉一样的造型登场，并偷食留日中国留学生的午餐。因为“这样的国，无药可救”的偏激言论，陈独秀遭到了爱国同学的围攻。寥寥几笔，就将人物特立独行、狂放不羁的性格特点展露无遗。陈独秀来到北京，跟贩夫走卒学涮火锅，为《青年杂志》招股成功后，像个孩子一样扑倒在雪地上撒欢打滚，体现出人物内心的炽热与飞扬。五四运动中陈独秀飞蛾扑火，身陷囹圄，豪气干云高唱起苏轼的名篇《定风波》，又演绎了热血志士的激情澎湃。
《觉醒年代》中的陈独秀是同类影视作品中最为立体的，有不羁、有傲骨，有着孩童般的精神，看似离经叛道，却极具人格魅力。剧作在角色刻画中并不回避人物身上的种种缺点与不足，而这种作为“人”的不完美，恰恰为搭建作品的戏剧空间带来了可能性。
剧中，陈独秀与陈延年、陈乔年两个儿子的情感线，是一段虚构的剧情，却是全剧的亮点之一。革命领袖的家庭戏，通常展现的是慈爱的一面，《觉醒年代》独辟蹊径从冲突入手，剧中的陈独秀脾气暴躁、霸道专断，陈延年倔强要强。父子三人最初因家庭积怨不相认，后为政见不同发生争执。随着矛盾的推进，整条情感线融入了家国情怀，人物关系的转变与新文化运动、五四运动紧密勾连，展现出父子两代革命者探索救国之路的成长过程。
父子矛盾的最终化解发生在陈独秀在转向社会革命，欲“以肉身投馁虎”之时，他以酒赔罪说出自己对家人的愧疚，陈独秀的一声“对不起”，换来陈延年真情流露改口叫“爸”，父子之间多年的心结终于解开。浦江码头送别，父子三人紧紧相拥的场面最为催泪。陈独秀含泪送走了两位立志献身革命事业的儿子，那炒糊的瓜子、怅然若失的眼神，将原本隐藏在陈独秀封建家长作风下，一个父亲的真实和脆弱都显露了出来，让人五味杂陈。
关注历史，就是关注人在那一历史中的内心世界，剧中正是通过对一百年前觉醒者内心世界丝丝入扣的挖掘与刻画，艺术地再现了历史，奉献了一个让观众为之内心激荡的“觉醒年代”。
思想论争戏令人物鲜活
《觉醒年代》贯穿全剧的一条基本叙事线是《新青年》三驾马车陈独秀、李大钊、胡适从相识、相知到分手，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故事。剧中通过三个人物之间的戏剧冲突来阐释历史发展的逻辑，其中着力书写的，是陈独秀的觉醒过程。
剧集开篇，陈独秀由日本返回中国时，就提出不参与政治斗争，一心一意地开民智、造新人，把国民从复辟复古的旧思想中解放出来。在新文化运动初期，陈独秀的“二十年不谈政治”用思想启蒙改造国民性的想法，与不愿蹚政治浑水的胡适不谋而合。胡适感激陈独秀的知遇之恩，陈独秀也将心意契合的胡适引为知音。
而李大钊与胡适的第一次见面，就在“二十年不谈政治”上产生了分歧。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，是最先觉醒的人。李大钊最早认识到，谈论思想启蒙不可能避开关系到国家生死的政治问题，脱离政治的救国之道是一厢情愿。他热情讴歌俄国十月革命“庶民的胜利”，与主张向美国学习的胡适不断发生思想碰撞。
在李、胡二人的一次次论争中，陈独秀一开始因担心分裂而竭力居中调和。这一时期的陈独秀在思想上尚有不够成熟的地方，巴黎和会开幕，陈独秀将美国总统威尔逊视为“世界第一好人”，对其“君子品格”抱有幻想，李大钊却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想法过于天真，不能把中国的命运寄托在美国人身上。
真正促使陈独秀发生转变的是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和五四运动的爆发。从破戒“二十年不谈政治”，到认识到帝国主义国家靠不住，唯自强方能救国，陈独秀每一次重大转变，都是在认清现实后一步步完成的。时局演变不断印证李大钊的判断，陈独秀在思想上也不断向李大钊靠拢，与胡适渐行渐远。
五四运动中，大批爱国学生被抓，陈独秀目睹此情此景，一度消沉。红楼的楼道中，李大钊、胡适二人就救国道路和方式方法问题爆发了激烈争论。当听到李大钊“要进行一次彻底的革命”，陈独秀被其“九死而不悔，虽千万人吾往矣”的精神感召，彻底激发了革命斗志。看到振作起来的陈独秀，李大钊笑了，胡适哭了。
戏剧冲突中现道路选择
这是剧中呈现的陈独秀的一次根本性转变，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，他意识到只靠改良行不通，决意投身社会革命，置之死地而后生以救亡图存。李大钊和陈独秀这对志同道合的双核人物，最终在长城谈话中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。
思想流变是电视剧题材难以展现的内容，《觉醒年代》把大时代的道路选择，具象到陈独秀、李大钊、胡适三人的戏剧冲突之中。李大钊与胡适的问题与主义之争，映照了陈独秀内心深处的思想交锋。陈独秀的成长之路，呼应了中国革命的觉醒之路。陈独秀与胡适由合到分，与李大钊由分到合，昭示了历史的最终选择。
剧中，陈独秀在真实的人物逻辑中蜕变成长，他被自己所处的时代环境、经历的遭遇与际遇所塑造，见自己，见天地，见众生，产生了丰富精彩的人物弧光。这种人物命运与时代风云的交织，在“南陈北李，相约建党”的一刻被推升至高潮。
1920年初，李大钊送陈独秀出京。途中，两人谈起了建党事宜。在天津海河岸边，漫天大雪、乌云压顶，两人看到一望无际的帐篷和无数流离失所的难民，内心被深深震撼了。陈独秀痛彻心扉，跪倒在地，怆然泪下。李大钊问陈独秀，为什么要建党？陈独秀抬起手指向海河大堤的灾民：不为别的，就为了他们。为了他们能像人一样活着，为了让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、人的快乐、人的尊严。剧中这一幕用浓墨重彩的笔触，将先驱者改变中国的伟大献身，定格在历史长河中。 (北京晚报记者 邱伟)
